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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武漢返回后的第20天,我在隔離病房獨自過年

(本系列均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創,限時免費閱讀中)

一位醫務人員拿出兩根約20厘米長的棉簽,往我鼻孔里沾取分泌物,“兩個鼻孔都要”。他還給了我一個圓柱體的透明小盒,讓我“深深地吐口痰”在里面,“最好是深處的痰”。

沒想到,我一個沒有發燒癥狀,只是有武漢旅行史,且過了14天潛伏期的人居然能用上核酸檢測的試劑盒——這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最準確的方式。

一位鄰居“提醒”我們全家上下樓不能使用電梯,只能走樓梯,并迅速將我的個人信息和我家門牌號碼告知了物業和鄰居。物業甚至一度不允許我家汽車開進車庫。那一刻,明明沒有感染病毒的我,覺得自己差點成了故鄉的“罪人”。

在這間寬敞的隔離病房,我獨自一人過年。 (林和黃供圖/圖)

“媽媽你在外面等我,進醫院容易交叉感染。”大年三十的早上,安撫好母親,我緊了緊臉上的口罩,迎著寒風走進了縣城老家的人民醫院,也是浙江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診治的定點醫院之一。

掛號臺的工作人員戴著和我一樣的藍色醫用口罩,黑色鏡框后面是一雙年輕的眼睛,問我“掛什么科”。我吸了一口氣,說出了那句在腦海里反復練習了很久的話,“您好,我去過武漢,我想做一個檢查”。

艱難的決定

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2019年底,武漢傳出了“不明原因肺炎”風波。那時,我正在武漢出差,還曾到過后來鬧得滿城風雨的華南海鮮市場。我沒有想到大約20天后,所謂“不明原因肺炎”會被納入乙類傳染病,并按鼠疫、霍亂這兩種甲類傳染病管理。

17年前SARS時,我才剛學加減乘除的年紀,現在回想起來,沒有真正經歷過傳染病暴發的我,當時在武漢有太多保護措施沒做到位。盡管我出差前買了N95口罩,但出門戴上一直到晚上回到酒店才摘掉;提前買好的醫用手套居然碼數過大,并不能完全阻隔雙手和外界的接觸,我也沒有戴帽子。

2020年1月26日,中國疾控中心披露,華南海鮮市場西區七街和八街內部存在多家野生動物交易商鋪,該區域檢測出新型冠狀病毒核酸陽性的標本比較集中。而那里,我都曾停留過。

2020年1月1日,華南海鮮批發市場西區八街門口,張貼著休市整治的公告。 (林和黃供圖/圖)

1月4日工作任務結束,我離開武漢。

關注新聞的我觀察到,武漢市衛健委在1月11日之前發布的通告中始終表示,“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只是提醒市民必要時可佩戴口罩,如有發熱、呼吸道感染癥狀,特別是持續發熱不退,及時到醫療機構就診。通告并未提及什么樣的人群需要自我觀察和居家隔離。

我連聽到普通肺炎都害怕得不行,所以在武漢回來的一周內每天密切觀察自己的體溫,無特殊情況不外出,吃飯也基本都在家里隨便做點吃,但那段時間自己的身體無任何不適,就放松了警惕,免不了外出和人接觸。

5日至11日,武漢市衛健委連續6天沒有通報新增病例,11日至16日發出的通告中,病例數始終維持在41例,重癥及死亡患者幾乎都是有嚴重基礎疾病的中老年。我才放下心來,像大多數人那樣,以為這件事已經翻篇,并投入春節前的年度總結工作中。

不過,13日開始我出現了發燒癥狀。服用退燒藥的那晚,我出了一身汗,好在第二天體溫就從38度恢復到正常,僅有一些鼻塞、咳嗽的輕癥,沒有胸悶、氣促、反復發燒等可疑情況。這期間,我都待在家里不出門,堅持每隔一小時測腋下體溫。

誰也沒有料到,1月19日開始,新型冠狀病毒就像開啟的潘多拉魔盒,從最初的“可防可控”到上千人確診,死亡病例不斷上升,全國除西藏外都啟動了一級響應。

1月23日,我家所在的浙江省在只確診27例的情況下,在全國首先拉響了一級響應的警報,當時一些浙江親友還質疑浙江省是不是“做得太過了”。

那時的我已經回到浙江家中,除了偶爾有點咳嗽外身體并無任何異常。回家后,由于擔心路上可能存在交叉感染,我也一直戴好口罩居家隔離,從不出門,跟父母最親密的接觸就是去醫院檢查前擁抱了一下擔憂的媽媽。

當時所有人都開始害怕,我開始后怕了。

一小時的等待,未解除的嫌疑

1月22日,確診人數超過200人的湖北省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Ⅱ級應急響應。同日,老家的肺炎防控工作領導小組發布公告稱,“近20天內有武漢旅行或居住史,或與武漢籍人員有密切接觸”的人員不要恐慌,請及時與衛生院聯系。

20天,其實超過了該肺炎14天的潛伏期,卻正好與我在武漢出差的日期有所重合。雖然我沒有任何不適,但是為了家人的健康與安全,我還是決定去醫院檢查。

大年三十的醫院終于不再人頭攢動。掛號臺的工作人員很淡定,沒有因為我的陳述而停頓,有條不紊地在病歷本上記錄下我的姓名、年齡、家庭住址、手機號碼,幫我掛好發熱門診的號,并給了我一個去分診臺的手勢。

分診臺的護士得知我去過武漢后反倒有點兒慌亂,小熱水袋從左手換到右手,又從右手換到左手,眼神也不敢直視我。一個護士給我測量并記錄好體溫后,另一位“全副武裝”的醫務人員就出現在我面前,引導我這位“可疑人士”前往發熱門診。

所謂“發熱門診”,并不是設置在普通門診樓內的某個科室,而是門診大樓外空地上的一片低矮板房。這里的氣氛明顯比門診緊張嚴肅。每個醫生都罩在藍色的防護服下,有人給我和一位剛從湖北仙桃老家回浙工作的大哥發了一個醫用口罩和防護帽。當時的我沒有想到,這頂防護帽將陪伴我度過除夕夜,直到年初四才能摘下來。

發熱門診內的擺設。 (林和黃供圖/圖)

武漢接觸史是醫生例行詢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拿出手機,翻開前一晚失眠到凌晨2點整理好的詳細出行經歷,按時間順序一條條告知了醫生,還補充了一句,“您還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嗎?”正在奮筆疾書的醫生聽到后,抬起頭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家屬聯系方式給一下我。”我把媽媽的聯系方式給她。之前沒有想到武漢疫情會變得如此嚴重,我并沒有告知父母我曾去武漢出差。現在,他們要從醫生的口中知道女兒不久前去過這個霸占新聞頭條的城市,我有點心疼家人,他們該會是多么擔心和害怕。

抽了一管血后,我被引導去板房對面的一輛大巴拍胸片。血常規和胸片結果需要一小時后才能出來,旁邊仙桃大哥明顯有點慌亂,反復說他只是從仙桃老家出發去武昌坐火車回了浙江,并未在武漢市內停留,手頭還有工作要做。

等待結果的一小時顯得無比漫長和無奈。說實話,我覺得自己不是感染者——我早已過了14天的潛伏期,現在也沒有發燒之類的明顯可疑癥狀。但我畢竟在離開武漢后發過燒。會不會可能感染過病毒,只是年輕而強大的免疫系統戰勝了病毒?這對我的肺部和其他器官會不會造成后遺癥?

萬分焦急中,我等來了一個好消息和一個不算壞的消息。

好消息是,我的血常規檢查沒有異樣,胸片也沒有問題——雙肺清晰、沒有一點磨玻璃陰影,也不符合感染后自愈的情況。

不算壞的消息是,我和仙桃大哥的“嫌疑”仍未解除,醫生建議我們住進隔離病房做進一步的檢查確診。

用上試劑盒的“幸運兒”

聽到這個消息,我是震驚的,在此之前我的身體一直比較健康,從未住過院。

另一頭,等在醫院外的媽媽已經知道我去過武漢——“可疑人士”的信息需要層層上報,小縣城里的人不是鄰里鄉親就是同學同事,古老的人情關系瓦解了密不透風的信息墻。

衛生和政府系統的朋友得到消息后,都打電話給家人了解我的情況,并盡力告知后續的檢查安排。家人得知,縣城沒有確診病例,連一例疑似也沒有,同時縣里為了防疫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一位醫生還說,像我這樣目前沒有發燒的人感染概率很低,讓父母不要過度憂慮。

隔離病區是專門為此次疫情騰出來的。醫生“全副武裝”,手套、鞋套、護目鏡一應俱全,一靠近他們就有濃重的酒精味兒撲面而來。

住進隔離病房之后,一連來了好幾撥醫生,有縣城醫院的,也有縣疾控中心的。嚴絲合縫的防護服穿得他們滿身大汗,連護目鏡都蒙上了一層細細的水珠。我把我的經歷反復說了很多遍,來的每一位醫務人員都刷刷地做著記錄。

一位醫務人員拿出兩根約20厘米長的棉簽,叫我往鼻孔里沾取分泌物,“兩個鼻孔都要”。他還給了我一個圓柱體的透明小盒,讓我“深深地吐口痰”在里面,“最好是深處的痰”。當著別人的面吐痰?我內心是拒絕的,但還是得乖乖聽話。后來我才知道,這是要把我的樣本去做試劑盒檢測。

單人間的隔離病房沒有Wi-Fi,也沒有電視,我給手機充了5個G的流量,在各種信息和辟謠中刷到頭昏腦脹。印象深刻的是,《人物》雜志的一篇報道提到,試劑盒在生產、采購、運輸各個環節都壓力山大,想要確診也困難重重。

沒想到,我一個沒有發燒癥狀,只是有武漢旅行史,且過了14天潛伏期的人居然能用上核酸檢測的試劑盒——這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最準確的方式。

這天是除夕夜,媽媽特地找出一個全新的藍色保溫盒,把年夜飯給我送到隔離病區的樓外。護士提醒她,送進隔離病房的飯菜最好放在一次性飯盒里。

窗外的鞭炮聲輕易穿透了不太隔音的房間,我打開微信和父母視頻,向他們展示了傳說中的隔離病房,告訴他們我測了三次體溫都沒有發燒,讓他們放心去看春晚。我也打開了手機上的春晚直播,鮮艷的舞臺色調和醫院床單被套的藍白色條紋形成了鮮明對比。

媽媽用保溫桶給我送年夜飯。 (林和黃供圖/圖)

醫院里的作息時間仿佛總比外面的世界提早一兩個小時。11點不到,護士便來提醒我可以睡覺了,還沒來得及對她說一聲“新年快樂”,她就忙著去下一個病房了。我“入鄉隨俗”地關燈,在略有些硬實的床板上躺下,一直到看到易烊千璽扭著腰出現在春晚舞臺上,我才心滿意足地睡去。

采完樣的第二天下午2點半左右,家人迫不及待地打電話告知,我的試劑盒初篩結果出來了,是陰性——這意味著我沒有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等醫務人員從上至下層層傳達消息到我這兒,已是晚上9點半。

吊起的心終于落了一大半。

等待出院

根據國家衛健委公布的診療方案,連續兩次核酸檢測陰性(采樣時間間隔至少一天),才能解除隔離出院。

第二天,一位來查房的醫生稱,第一次試劑盒結果出來后,按規定48小時后才能做第二個核酸試劑盒檢測,縣城的檢測能力有限,所有本縣采集的樣本都會送到市疾控統一檢測,如果送檢的樣本數量較多,檢測結果就會晚一點兒出來,“一般2-5小時即可知道結果”。

而一位隔離病房的值班護士則稱,上面規定的兩個試劑盒間隔檢測時間總是“變來變去”,讓我先好好休息。

在這本該屬于家人團圓的48小時內,我進行了包括血壓、尿常規、降鈣素原測定在內的數十項測驗,每日早晚服用一粒治療流感的奧司他韋,左小臂靜脈里埋著一根留置針,方便醫生給我抽血和輸液。每次呼吸,那根針的涼意似乎能透出皮膚。

陰性的初篩結果出來后,我的身體狀況不錯,不用再輸液,護士每隔兩小時左右來看望我一次。從她們那里我還了解到,縣城醫院的防疫物資雖然談不上充裕,但目前的儲備情況也還可以接受,“沒有杭州和寧波緊張”。

值班護士身兼數職,我經常聽見她們在走廊里快速走動的聲音。除了查看病房情況和輸液測溫的日常檢查外,護士還需把家屬送來的生活用品和餐食送到病人手上,病人情緒不穩定大喊大叫要出院時,護士要負責安撫病人。

習慣了城市喧囂的我,覺得隔離病房的夜晚實在過于安靜,只聽得見隔壁偶爾的咳嗽聲和窗外淅淅瀝瀝的雨聲。

48小時之后,第二次核酸檢測如期而至,只是這次我等待結果的時間要比第一次長很多。

1月26日下午4時左右,防護帽緊缺的我已經一連三天戴著同一頂帽子,遮住我日漸油膩的頭發。一位醫務人員帶來了長棉簽和“吐痰盒”。和第一次檢測不同的是,長棉簽用于提取我喉嚨深處的分泌物,這些樣本將由專人負責送去市里統一檢測。

一位衛生系統的朋友告訴我,這兩天市里需要檢驗的樣本數量激增,負責核酸檢驗的實驗室通宵達旦地工作,我的樣本也正排隊檢測中。1月28日上午9時許,我被告知第二次試劑盒結果也是陰性,可以出院,但還是要在家繼續觀察一周。

回到家里,家人才告訴我,盡管社區、醫院和縣政府盡力保護隔離病人的隱私,一位鄰居還是知道了,她“提醒”我們全家上下樓不能使用電梯只能走樓梯,并迅速將我的個人信息和我家門牌號碼告知了物業,還“廣而告之”她認識的人,小區里有我這樣一號“可疑人士”。

物業對于確診、疑似和醫學觀察人員的區別了解甚少,四處傳播關于我的不實消息,甚至一度不允許我家汽車開進車庫,含糊其辭地解釋這是因為“下雨天怕雨水進入車庫”。然而,2019年臺風“利奇馬”給浙江帶來強降雨時,小區都未曾有過這樣的規定。

那一刻,明明沒有感染病毒的我,覺得自己差點成了故鄉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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